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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高校的同性恋教师为什么认为他们需要比异性恋更努力?


    本文作者:崔乐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性别与教育研究博士生

    从2018年起,我陆续访谈了40名中国的男同性恋教师,他们都正在或曾在国内高校任教。中国的学术界对性少数常常并不友善。我希望发现他们在教学与研究中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发展出怎样的生存策略。

    意料之中,许多被访者说他们的压力来自同性恋身份。高校领导层对性少数常常怀着暧昧不明的态度。那些选择公开出柜的教师需要权衡利弊[1],一方面是被接纳的渴望,另一方面是来自同事、领导层甚至学生的可能的歧视。

    并不是每个同性恋教师都小心地拿捏平衡。有的同性恋教师悦纳自己的边缘身份,并以此自我激励。通过比异性恋同事更加出色的工作表现,他们促使校方正视并接纳自己的性少数身份。尽管这一方式并不能从根源上解决中国学术界的恐同问题,对一些同性恋学者来说,这已经是一场博弈。事实证明博弈常常是成功的,领导层并不敢触碰那些身为同性恋的“明星”学者。

    35岁的松松是中国西南地区一所高校的讲师,他一直未婚,不打算在学校出柜。他并不在乎同事们在他背后对他私生活的闲言碎语,因为他的科研项目是学校科研经费的重要来源。

    “他们猜测就猜测吧”,他说,“我每年拿那么多钱给学校,学校肯定也舍不得把我开除了吧。”

    林科在欧洲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中国西部某高校任教,他比松松更有底气。他是我的被访者中罕见的在学校公开出柜的教师。他甚至把男友带到学校介绍给同事认识,希望打破人们对同性恋的刻板印象。

    2017年9月,山东教师明珏(化名)因同性恋的身份失去教职。

    林科并不担心同事或领导会歧视他。“我不担心我的工作,”他说,“我有一定的底气。这个学校不要我的话我就走人,我自信能找到一个跟这个学校差不多好的工作。这个底气是我的研究实力。”

    林科后来辞职的经历证明了他的“底气”所言不虚。他的男友在广东一所高校任教,为了离男友更近,林科决定去香港的高校任教。学校领导层听说林科有意辞职后,极力挽留。

    “副院长说我是我们学校做研究迄今为止最好的,”林科说。为了留住林科,校方为林科的男友在本地找到了一份年薪对等的工作。但林科的男友觉得在广东的职业发展更好,林科最终选择了辞职。

    “学校不管你是不是gay,如果真的想要你的话,想尽办法给你解决问题。”林科告诉我,但他承认自己是个特例。“我一直在那个单位都是佼佼者,所以性倾向就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我工作能力不强的话,我觉得他们就不会挽留我了,也可能会被歧视,性倾向可能成为别人攻击我的托辞。”

    如果高水平的研究产出能够帮助同性恋教师减少对歧视的恐惧,提升职业安全感,保持这种科研产出也会导致焦虑。马布兰,华南某高校的教授,并没有在学校出柜,但他认为同事和学生可以猜到他的同性恋身份。他说,同性恋身份让他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

    “我需要把课上好,把科研做好,要做得比普通老师还要再好一些,“他说, ”这样的话才能够更有底气来跟他们平等地交流。”

    王笑和林科任教于同一所高校,也是男同性恋教师。在王笑眼里,林科的经历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如果换到另外一个很普通的人,那就不一定了,”他说,“同等能力情况下,别人会以性倾向来歧视你。只有当你很优秀,才能跨越这个障碍。”

    换句话说,林科能够出柜并受到优待,与其说反映中国高校环境对性少数的友善,不如说是反映出科研“明星”所享受的特权。

    对于高校里的大多数同性恋教师来说,性倾向带来的仍然更多是压力,而非动力。辉煌曾任教于湖南某高校,他对自己在职场出柜的可能性很悲观。“作为一个天赋一般、资历一般的人,我不敢出柜,”他说,”我没有那么大的勇气。我后面也没有学术能力的支撑,如果出柜那就任人宰割了。”

    职场歧视是中国同性恋群体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尽管缺乏关于中国学术界的相关数据,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年发布的《中国性少数群体生存状况》[2]调查报告显示出:性少数群体在职场出柜比其他情境更难,主要出于害怕被骚扰。尽管在我的研究中,并没有被访者谈到自己被歧视的经历,但这主要是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拒绝在职场公开同性恋身份。

    像很多在职场尽力避免被歧视的同性恋教师一样,这种藏在柜中的压力和束缚会大到让辉煌难以承受。“内心深处有这么一根筋在绷着,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辉煌最终选择了辞职,到北京一所私立教育机构工作。他认为那里有更多的自由。“体制外更自由嘛,没人能管我了。”

    在某些方面,中国同性恋教师在职场的压力与焦虑让人联想到西方少数族裔的职场经历。例如,研究表明[3],美国高校里的有色人种教师如果想要被平等对待,会被期待比白人教师更努力地工作,他们觉得自己需要一直在工作表现上胜过白人同事。

    中国高校里的同性恋教师本不应该因为同性恋身份而对职业前景缺乏安全感。学校领导层应当将性倾向议题纳入教师培训与官方政策,提升教师的多元性别意识,避免基于性倾向的职场歧视。

    只有当中国的校园变得对性少数更加友善,出柜才不会只是少数科研业绩出众的学者的特权,更多的性少数师生才能坦然地走出柜子。

    (为保护被访者身份,所有被访者均使用化名。本文由作者授权转载,英文版2020年1月6日发表于Sixth Tone。崔乐,2013年获中国传媒大学应用语言学博士学位,目前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学院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从事中国同性恋教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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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篇文章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经济学家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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