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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的高校们为了对抗抑郁症做了哪些努力?

    本刊记者 薛田 杨宝璐 实习生 卢丽宇/ 文



    2012年2月29日,江苏大学面向该校学生正式推出”音乐催眠放松治疗“服务(IC图)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记忆沉在水下,但所忆起的事情,已经足够我正常走下去。

     请问哪一级的学生?”张继明左手拿着手机,对电话那头的人说,“有没有观察到他自言自语等行为?”


    听了一会儿对方回答,张继明问,“能带着孩子来咨询中心看看吗?”


    张继明是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师,在入职北师大前,曾是北京回龙观医院医生。1月8日上午11时,他接到这个咨询电话。


    心理问题正困扰着中国部分大学生,甚至会让人深陷泥沼不能自拔。


    2015年12月30日晚7时58分,暨南大学珠海校区一名大一男生跳楼自杀。他在遗书中称“在我确诊(抑郁症)之后,我没有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心理医生没有办法让我信服”。


    “根据我们的调查,63%的自杀死亡者和40%的自杀未遂者在自杀当时患有精神障碍。”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副主任李献云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称,在各种精神障碍中,抑郁症是最为主要的病症。


    去道德化,去污名化


    中国的高校们为了对抗抑郁症做了哪些努力?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与服务中心的助教在介绍催眠的理论知识


    由北师大小南门进入,往前走两分钟不到,就是学16楼,该校心理咨询中心就在二楼。周围来来往往人很多,整个二层却很安静。


    到今天,这个心理咨询中心已经走过第27个年头——1989年,北师大心理咨询中心挂牌成立,成为第一批建立正式心理咨询机构的高校之一。


    彼时,增多的高校自杀事件,开始引发国内对大学生心理疾病问题的关注。1982年,北京市海淀区卫生防疫站所做的一份调查显示,1977至1979年级因病休学的312名学生中,神经衰弱和精神病患者占27.2%,33名退学学生中,神经官能症、神经衰弱和精神病患者占39.4%。不少学者由此呼吁高校“急需加强心理卫生工作”。


    由于认识问题和条件所限,这个建议并未引起太大响应,只有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少数高校建立了正式心理咨询机构,也有些学校允许老师“凭兴趣爱好和责任心”开展心理咨询工作。


    那个年代,“去看心理医生、精神科医生的很容易受到误解和歧视。”一位大学心理咨询师说。


    大学生尚且如此,普通公众更甚。杭州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傅素芬1988年进入精神专科医院杭州第七人民医院工作。据她观察,不仅仅是大学生,只要是因心理问题到医院问诊的人,都会有“病耻感”——担心被单位知道影响工作,担心被学校知道会被休学或退学。


    即便到现在,这个问题都依然存在。桂林福利卫生医院主任医师叶庆红团队曾对桂林高校学生抑郁症问题做过一次调查,她也发现了类似问题:“面对同学、舍友,没人会愿意被看成是有心理疾病的人。”


    2001年至2003年,教育部连续3年发布关于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文件。文件名中,曾经的“德育”被替换成“心理健康教育”,心理问题“去道德化”、“去污名化”过程由教育管理部门开启。


    各高校心理咨询机构更多建立。至2006年底,全国已有92%的高校设立了心理咨询机构,专职人员达到2000名,兼职人员则有1.3万人左右。


    第4个咨询室


    作为专职心理咨询师,张继明针对每一个前来咨询的学生,都会保障与对方的充分交流,“每一个都会聊一个小时,以便充分了解学生的情况。”


    如今,北师大心理咨询中心共有8名在编咨询师,兼职咨询师15名。两年前,咨询中心还从北京六院聘请了一名退休精神科医生,每周五上午到学校协助评估和咨询。“我们是为数不多的,学生和心理咨询师比例达到3000比1的学校之一。”北师大心理咨询师申子姣说。


    这样的咨询力量,每周能接待90名学生。如今,在原有的3个咨询室的基础上,咨询中心又从一个教师办公室隔出第4个咨询室,下个学期投入使用。


    高校学生的心理疾病,尤其是因抑郁产生严重后果,正引发社会关注。从2000年左右开始,大学新生入学后两个月内都会接受心理普查。


    北师大目前使用的是症状自评量表和大学生人格问卷。这是最为广泛的精神障碍和心理疾病门诊检查量表,分析筛查由张继明和咨询中心的同事完成。普查结果会存档在办公室电脑中,方便具体学生前来心理咨询中心时,随时查阅并跟踪心理变化情况。


    高校学生的心理疾病,尤其是因抑郁产生严重后果,正引发社会关注。


    2006年底,北京市团市委和北京市学联共同推出的《首都大学生发展报告》显示,北京地区大学生的抑郁问题比例为23.66%。


    叶庆红2010年对桂林高校学生做的那次调查中,数据显示,桂林市大学生的抑郁情绪发生率达23.1%,抑郁症发病率为7.4%,明显高于普通人群。


    这符合傅素芬的印象。在她看来,大学生所处的年龄段,也是各种心理问题的高发年龄。“一般而言,20岁到30岁之间的人群是精神障碍的高发期。”


    绕不过去的原生家庭


    中国的高校们为了对抗抑郁症做了哪些努力?

    有一个学生曾预约了张继明的心理咨询,张继明明显感到,他正处于很糟糕的状况里。


    “他成长过程里有蛮多创伤,爸爸妈妈对他有很多高要求,教育方式又是以批评指责为主”,张继明回忆道,这个学生表现并不差,但这种家庭经历让他觉得自己始终很糟糕,尤其是学习上,“对于任何分数往下走很敏感,一门课考到80分就跟天都要塌了一样,人际关系也会表现出很强的讨好意愿,压抑自己顺从和讨好别人”,结果长此以往,情绪越来越差。


    这种因为父母原因致使大学生陷入抑郁问题的情况比较常见。


    2004年,杨静开始在北京某部属高校担任辅导员,她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自己接触到有抑郁问题的学生中,90%以上发病都与原生家庭变故有关,“比如父母离婚的情况(比我们那代人)多了许多,处理不好,很容易对孩子的心理产生影响。”


    当然,产生抑郁的原因很复杂。“学生进入大学之前会参加很多考试,承受压力的能力应该要比普通人好一些。”李献云说,“但如果这个学生人生观比较消极、悲观,遇到问题不是去想办法解决,而是选择回避或者压抑自己,(抑郁)几率可能会更大一些。”


    据专家分析,大学生产生抑郁情绪,甚至罹患抑郁症的直接原因是生活在比较与落差中,现实中的“比较”让许多人变得或自卑,或功利,或者干脆失去了对社会公正的感觉。而恋爱受挫、学业压力,以及对自身同性恋身份认知产生困难等,都可能成为抑郁情绪的因素。


    “最核心的(抑郁症状)有两个,一个是情绪低落,就是不开心,还有一个就是兴趣减退或者丧失。”李献云对本刊记者说,抑郁症的症状表现还包括食欲变化、睡眠受影响,思维注意力出现问题,“大学生很明显的一个表现是上课注意力不集中,听不懂课了,而且伴随着记忆力损害。”此外,出现行动障碍、自责、烦躁、有自杀想法乃至采取自杀行为也是抑郁症的表现。


    李献云称,只要最核心的两个症状至少具备一个,再伴有其他三四个症状表现,持续两周时间,在排除其他精神疾病后,“很可能就是抑郁症发作了。”


    找到张继明的那位学生,显然就陷入抑郁情绪的漩涡中。张继明建议他到医院就诊,医生诊断后,觉得他可以先不用药,让他继续在北师大的心理咨询中心接受咨询。


    “针对每一个看过医生回学校咨询的学生,我都要求他们将门诊病历复印给我,上面还必须写有医生同意回校咨询的意见。”张继明回忆,这个学生前后咨询了八次,每一次,他都会跟这个学生分析其父母的行为原因,并观察学生对父母态度的转变。


    当张继明听到学生聊起在一次讨论会上,反驳了同学的观点后,“发现他不再刻意讨好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也客观起来。他也开始理解父母在他身上倾注的感情。”张继明觉得,这个学生已初步具备了自己调整心理状态的能力。


    “领导小组”来了


    傅素芬曾接触过一个案例,一个学生睡不着觉,学习一落千丈,内心痛苦,主动找辅导员聊。“其实这个学生当时已经有很明显的抑郁表现”,傅素芬对本刊记者说,但辅导员看不出来,也没能给他合适建议,譬如看心理医师,最终,这个学生自杀了,从遗书中,人们才了解到他有抑郁症。


    “心理辅导员等老师,因为没有医学背景,对疾病的识别还是有所欠缺。”傅素芬称,有学生因为头痛,睡不着去看校医,这个表现可能是抑郁症的症状。但校医如果只从身体反应方面去诊断,可能会出现偏差。”


    这些问题,越来越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2011年2月底,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试行)》的通知,要求全国各高校,成立专门的学生心理问题工作领导小组,指定主管校领导负责。同时,建立起“校、院(系)、学生班级”三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网络,并规定每所高校专职心理教师人数不得少于2名,并可配备兼职教师。此外,心理健康课也被列入必修,给予相应学分。


    就是在这一年,浙江省高校心理危机干预中心宣告成立。这是由浙江省教育厅和卫生厅联合下文成立的机构,办公地点设在杭州师范大学。傅素芬受邀参与其中,她对本刊记者表示,这个中心每年都会组织两次培训,针对全省高校专职心理辅导员以及校医,讲课重点也放在识别精神问题的症状,以及处理策略。


    这样的培训,在很多地方都在实施。据北京某部属高校辅导员杨静介绍,只要是在北京高校担任辅导员,都必须参加全市统一心理和职业规划培训,历时半年,需要写作业,并参加考试,通过者会获得合格证书——这被辅导员戏称为“上岗资格证”。另一种培训则是短期的,多为心理健康专业讲座形式,由北京师范大学承办,在北京各个区域的大学轮流举办,一个星期至少一次。


    “一说感冒,谁都知道”


    前来咨询的学生,张继明一般以先来后到的原则进行评估。但每当预约等候的超过十个人时,“我们就会对等候的同学进行评估。对于像类似抑郁或其他严重的心理状况需要及时干预的,我们会及时给他们提供资源。”


    对可能患有抑郁症的学生进行评估,判断是否为需要医疗干预的抑郁症,咨询中心无权诊断,但可以进行评估。如果是一般的抑郁情绪,比如“失恋了”,“挺沮丧,想快点好起来”,咨询中心可以处理。如果症状严重,即属于中重度抑郁症,咨询中心会帮助他到医院迅速就诊,这类似于一个“绿色通道”。


    “绿色通道”是指学校与医院间搭设的快速就诊渠道。张继明说,“学校和回龙观医院有合作,此外,我们手上也有精神科医生资源,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可以让学生迅速就诊。”


    据李献云介绍,医院与高校之间建立的“绿色通道”大部分形成于四五年前,被视作学生的“特殊待遇”。“老师直接给中心打电话,一般是情况比较紧急的。我们这里就可以安排医生接诊,防止学生在等待期间出问题。”


    在心理干预设施比较完善的学校,这种“绿色通道”的建设正逐步推开。据傅素芬介绍,浙江省卫生厅也开始介入,对患抑郁症等心理疾病的学生进行更为专业的治疗。此外,校医的培训也就此被纳入中心的培训体系。


    高校对待抑郁问题的态度,确实在发生变化。在以前,大学生甚至都不愿意让医生把“抑郁症”三个字写进病历本的,李献云说,现在虽然涉及到个人隐私的病因,“比如为自己是同性恋而难以接受的”还会阻止医生外,对于病症和病史,很多人已经能够正视。


    但张继明最希望的状况是,“大家能理解,出现抑郁情绪就好像感冒一样,不要谈之色变”。因此,他鼓励人们去讨论这个问题,也赞同学生们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他人,“我们有一个学生把自己的抑郁症治疗经历发了一篇微信文章,学生们也传得挺广的”。


    在这篇名为《我的抑郁症:精神病院、电击及失忆》的文章中,这位大学生写道:“过去的生活轨迹,大体上已经重新描画了起来。……我不知道还有多少记忆沉在水下,但到如今,我所忆起的事情,已经足够我正常地走下去……去医院复诊的频率降到每个月一次,药大概要持续吃两年。现在是2015年10月,我用了一年的时间,从黑暗的深渊,回归了生活。”


    即便对专业人士来说,抑郁症仍然是一个复杂的疾病,即便现在高校里已经推行了各种措施,各种前期干预和紧急应对陆续完善的背景之下,仍然是不够的。


    “‘抑郁症’这个名词,我说的是名词,我们的了解是越来越多,但是否正确认识了抑郁症,我对此不是太有把握。人们可能对抑郁症的认识和理解有一些误差,甚至有一些错误的部分。此外,针对抑郁症本身,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人们的认识仍然不是非常充分。”


    (应受访者要求,杨静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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