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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国荣离开18年,遗下的人却始终痛苦:“阻止自杀,是一件正确又残忍的事”

    今天是张国荣逝世18周年。然而,今天我们不再讲张国荣,而是想聊聊他“留下的遗族”。


    张国荣粉丝问:假如,能够回到张国荣逝世前,你已经知道他的结局,你会怎么做?


    幻想过这个问题最多的人,恐怕就是陈淑芬——那个接到张国荣最后一通电话“淑芬,你来接我一下”的女人。


    多年之后,鲁豫采访她时,曾问她“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你最想回到什么时期?”


    陈淑芬在一瞬间眼就湿润了:“我肯定想回到2003年4月1日”——张国荣离开的日子。



    如果没有陈淑芬

    就没有张国荣的传奇


    张国荣不止一次,公开地说:“我的背后,有一个对我事业有很大帮助的女人,这个女人就是陈淑芬。”


    1977年,张国荣就在一场亚洲歌唱大赛当中获奖出道。


    然而,出道后发布的第一张唱片,市场反响惨淡。没有发布多久,唱片店就不得不“一元大甩卖”。



    1979年,张国荣再次一搏,发布粤语专辑《情人箭》。这张专辑张国荣投入很多心思,主打曲《油脂热潮》唱腔独特,曲调用了Neil Sedaka的《One Way Ticket》。


    然而,这次尝试再次以“无人问津”落幕。出道两年。两张唱片销量不过数千张。


    1981年,张国荣和宝丽多公司的合约到期,因为始终红不起来,公司也没有挽留续约。


    这个时候,张国荣遇到了对他事业至关重要的人,陈淑芬。


    陈淑芬早在看亚洲歌唱大赛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张国荣:


    “别人站着唱,他在舞台上连唱带跳的,唱英文歌《红鞋子》参赛时就这样,很活跃。”“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形象被人认为是异类,很多人不看好他,我却觉得他的声线很特别,很有潜质。”


    而此刻,她刚刚成立华星公司的唱片部门,需要发掘新人,于是签下了张国荣。


    陈淑芬把张国荣的才华发挥到极致。


    在签约后,陈淑芬找来了众多一流人才帮助张国荣——本地乐坛首位形象设计师刘培基、香港最著名设计师之一陈幼坚、金牌音乐人黎小田……


    有这些人的加持,张国荣找到了最具有自己特色的常发,形象和魅力逼近国内最高水平。短短时间内,张国荣成长为能迅速让人痴狂的本钱。


    和陈淑芬签约一年后,张国荣再次推出专辑《风继续吹》,在一夜之间爆红。



    虽然这首歌,让张国荣一举走红,再不是无人问津的小咖。但是,陈淑芬觉得张国荣的潜质远不止如此。


    专辑发布没多久,陈淑芬听到日本歌手演唱的《Monica》,立刻意识到这首歌非常适合张国荣。当时,国内从没有引进过海外音乐版权,为了帮张国荣拿下《Monica》的翻唱版权,陈淑芬在香港和日本之间奔波数次,才终于谈下版权。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陈淑芬趁热打铁,推出张国荣的又一张专辑《Monica》。而这张专辑,刚一推出就入选十大中文金曲,售出40多万张,把张国荣推上了香港举行的地位。


    而陈淑芬不满足于国内市场,主动为张国荣接下韩国的广告和嘉宾节目,让张国荣甚至成为了韩国的一代经典。


    张国荣提起陈淑芬时,曾经说:“我们始终相互信任。”、“我的经纪人从来只有一个,就是陈淑芬。”



    自张国荣后

    她再也没有做过其他人的经纪人


    张国荣是多栖巨星,而陈淑芬则绝对是经纪人奇才。


    她发掘出来的新人,无一不成为耳熟能详的巨星:张国荣、梅艳芳、张学友……也曾操手邓丽君、迈克杰克逊等多位国际巨星的香港巡演。


    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经纪人天才,在张国荣逝世后,再也没有做过其他人的经纪人。


    现代心理学家施奈德尔(Shneidman)提出了“自杀者遗族(Survivors of Suicide)”这个概念。


    每个自杀者的死亡,影响到的不只是自己。有研究表明,平均每个自杀案例会影响到135人,其中,60人会受到直接或间接情绪冲击,而至少6人会受到情绪重创


    毫无疑问,与张国荣始终亲密无间的陈淑芬,正是受到情绪重创的自杀者遗族之一。


    自杀者遗族感受到的丧亲之痛,远超于常人,ta们被铺天盖地的自责感笼罩。


    陈淑芬是张国荣死亡的目击者,也是最后一个通话者。



    在多年之后,陈淑芬才对媒体描述了那天的场景:


    “那天我们约好在中环吃饭,离得比较近了,就给他打了电话。问他在哪里,他说在中环,在喝茶,只有他自己。我还埋怨他,自己喝茶也不叫我。”“我提出要去找他,但是,他又说要去购物。我提出和他一起,他也同意了。就在我要放电话的时候,他说想趁这个机会看清一下香港。”


    陈淑芬说,当时她就觉得有些不太对劲,告诉张国荣她马上过去。但是,她并没有想到,张国荣会选择一条极端的路。


    她坐车赶往酒店,在前厅没有看到他,于是在咖啡厅等了将近40分钟,并没有更坚决地主动寻找张国荣。直到她接到了张国荣的最后一通电话“你5分钟之后,在酒店门口等我,在正门,然后我就会来了。”


    但是5分钟之后,她迎来的,却是从24层楼一跃而下的张国荣。



    许多粉丝都很感恩陈淑芬,在事发当时,陈淑芬忍住恐惧和震惊,迅速而冷静地处理,让保安拦住了媒体,没有让任何人拍到张国荣的遗体,保全了他最后的尊严。


    然而,她冷静的背后,其实是千疮百孔的崩溃。


    陈淑芬说:


    “好难形容当时心情,那晚做完那些事情返回家中,我即刻崩溃,又哭又嚎,眼泪流尽!”


    在张国荣离世之后,陈淑芬从来没有停止过自责。


    她责备自己,听到“我想再次看清香港”的时候没有提高警觉;责备自己对“抑郁症”的了解不够深刻;责备自己推迟了张国荣去成都修养的计划……




    阻止自杀

    是一件正确又残忍的事


    强烈的自责感,这是自杀者遗族最具普遍性的特点;而不敢获得幸福,是ta们的另一个共性。


    因为亲人离世,而接触并投身到自杀者遗族研究的吕芯秦说:


    “我曾以11位自杀者遗族为研究对象,发现这11位全部在亲人自杀的6年内曾辍学、失业或离婚,在社会功能上有明显改变。”


    有位网友说,经历过亲人自杀后的一个月,她因为一件事忽然笑了。但是,笑完之后,她就觉得很痛苦自责。


    “为什么我家人离开了,我还能笑得出来?我这么没良心的吗?”


    心理学当中有个概念,叫做“幸存者愧疚”,这也是自杀者遗族常会体验到的一种感受——“你曾经那么痛苦地活着,我怎么配一个人幸福?”


    有另一位网友说,在听到挚友死讯后,她总是会做梦,梦见自己一次次下坠,摔得粉身碎骨。在平时工作生活当中,她也会忽然忍不住悲恸,躲起来悄悄哭。


    “我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强烈的代入感。”


    在幸存者愧疚的支配下,遗留下来的人,不敢“苟活”、不敢幸福,生怕自己的幸福就是对亲友的背叛。


    自杀者遗族们,很容易受到影响,走上同样的道路。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曾根据95~99年的死亡资料进行预估,每年我国27.8万人死亡,按照每位自杀者给6个人带来情绪重创,我国每年新增将近172万自杀者遗族。


    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Ta为什么会这样?”“都怪我,没有及时发现、没有给ta更多陪伴。”“我是不是做了不必要的事情,成了ta的最后一根稻草?”


    自杀确实会有征兆,然而,却并不是“突如其来”,是一个长期挣扎的过程。我们能够发现一个人有了自杀情绪,但是,没有人能预测到崩溃的时间节点在哪里


    种种“自杀预兆”的科普,确实让大众更了解抑郁症,但是也在另一方面,给遗族们带来了很大的心理负担。但实际上,这世界上并不存在一句咒语,能够100%阻拦一颗决意离去的灵魂


    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很是触动:“阻止自杀,是一件正确又残忍的事。”


    干预另一个生命,让ta尽可能留下创造更多幸福的可能性,这绝对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然而,ta们的离去,也是在经历了种种挣扎和痛苦之后的决定。回归、面对现实,对ta们来说也是充满恐惧和艰辛。


    对于自杀者遗族来说,只有理解“自杀”是离世者眼中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ta们心目中的解脱,才能最终祝福逝者,也祝福自己未来的人生。



    -  THE END   -

    · 作者:壹点灵主创团
    · 壹点灵,关注个人心理成长,陪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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